在教育经费捉襟见肘的困境下，还尽可能创造条件改善教师的收入水平，而不是单纯地减少经费投入。在1928年布西设治局治员金纯德呈送给省教育厅的关于追加学费收支预算书中提及“担任教育职者多系清贫之士，值此钱毛物贵，每致入难敷出，率多改就他途。教材因已缺乏，学务又焉望起色？若非酌为更定，殊不足以资整顿而策进行。当经本厅将原定办理地方教育人员薪俸标准酌为更正，呈请省长公署核示”[8]。可见，当时地方政府对于教育工作还是相当重视的。

其二就是广开教育经费的来源。在当时“嫩江地瘠民贫，甲于他处，学款之艰亦为各县所未有，历任一再亏累，致学务日趋于腐败。知事四月间到任，体察情形，当督同劝学所长邀集绅民，开学务会议，讨论办法，谓学款收入太少，乡学补助过多”[7]356。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开辟财源。除了主要学校经费由地方政府承担外，其他主要举措有划定学田地，以学田收入作为补充教育经费不足的手段。1913年嫩江视学报告中提到“知事去岁到任后，将荒价附加每垧银一钱做为学款”；在1916年呈请的额定学田报告中提到“学田在刚字段内，划留官荒四千二百八十五垧七亩一分五厘七，扣实地三千垧，绘具草图，咨送查照等。因本局当查划留学田除额定三千垧外，计多拨一千二百八十五垧七亩一分五厘”[9]95。在1925年省教育厅下发给布西设治局公文中，提到“奉此查学田学林关系教育基金，迭经本厅今饬设法垦开田，并将垦殖办法报厅”[10]。与此同时，在1928年报送给省教育厅的呈文中还提到“布西设治虽经数载而地面仍未甚发达，推厥原因，盖以荒户到段无几，土著旗民复日就衰微，以致学费奇绌，恒苦入不敷出。若遵令还按薪俸标准支配，更属无法筹措。第以学务为地方要政，仍不得不万分困难中设法增筹，俾资稍加整顿。兹拟由已裁实业费项下，将排水船捐酌为拨归，并将牛马头及熟地捐每头垧加三分，计共增大洋一千零六十八元，以之分别支配虽未能与薪俸标准相符，尚足维持目前”[9]818-819。由此可见，在民国初期相当一段时间内，开垦荒地，增加各种税收名目是当时作为补足教育经费不足的一种普遍做法。除此之外，在严重缺乏工业基础的边疆地区也确实没有其他更好的解决教育经费短缺的好办法。

其三就是合理规划学校和班级规模，分级给付不等的经费额度；教师根据教学成绩分别计酬。在民国初期，随着近代思想的不断涌入，近代的学校数量大幅度增加，即使是经济发展水平不甚发达的东北边境地区亦是如此。前面提及民国初期嫩江县学校数量增加情况，随着学校数量的不断增加，支出必然随之增加，导致学校经费日渐紧张。为了缓解这一紧张的发展态势，地方教育主管部门迫不得已采取了合并学校、班级分类等举措，意图通过此种方式降低支出数量。关于此种做法，留存的档案资料中亦有相应的记载。“初等小学有毕业学生升入高等在一级以上，该校教员又任职在三年以上，应准开具事实，将该教员详由本公署酌核给奖。但毕业升学须将应习教科授毕，能以汉文、汉语答述者为限。如学生届毕业之期不能毕业，寻常视查学生仍不通习汉语，即将该教员分别惩处，以昭儆戒”[6]2-3。在1917年代理嫩江知事朱福庚向黑龙江道尹呈送的学务的报告中提及“开源不若节流，务多不如求实。整顿之法宜先缩小开支，将官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国民学校公费停止，与其他国民小学一律发给补助费，每月可节省一千余吊。其劝学所、女子学校详加酌减以期款不虚糜”[7]356。

为把有限的经费发挥最大的效应，学务报告中对班级学生名额做出明确要求，提到“现拟各乡小学学额以招足四十人为甲等，三十人以上为乙等，二十人以上为丙等。甲等月补助六十吊，乙等月补助四十吊，丙等不给补助费。所授各科以全体能解者为甲等，三分之二者为乙等，三分之一者为丙等。学生肄业，全体无缺席者为甲等，缺席至三分之一者为乙等，缺席至半数者为丙等。以上两项甲等酌给教员奖励金，丙等将教员分别记过撤换。每月仍由县视学随时考核列榜”[7]357。这个记载较为完整地反映了当时根据学额、成绩、毕业生数量来考核学校、教师，以及经费拨付和奖惩办法。

当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地方教育主管部门还是尽最大可能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追加预算额度。在向省教育厅呈送1928年的预算时，就急迫地提出“本厅原定办理地方教育人员薪俸标准系以江大洋为本位，为数本不甚多，迨经更定改按六成折发。法价大洋数目更形廉薄……本厅将原定办理地方教育人员薪俸标准酌为更正，请省长公署核示……十七年度起，各属于编送预算时各自斟酌财力，将办学人员薪金按照此次规定标准酌为增加，以资维持”[9]818。

文章来源：《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hljjyxyxb.cn/qikandaodu/2020/0911/3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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